诚如英国当代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佩里·安德森在为詹姆逊（一译杰姆逊或詹明信）的《文化转向》一书撰写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詹姆逊的著作，犹如夜晚天空中升起的镁光照明弹，照亮了后现代被遮蔽的风景。后现代的阴暗和朦胧霎时变成一片奇异和灿烂。”而把詹姆逊的这一照亮行为及其意义、启示，和疏忽之处揭橥出来，并使它的光辉投射到更多受众中来的，是陈永国教授的新著《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这也是我国詹姆逊研究领域中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博士论文。说到詹姆逊，国内理论界对他并不陌生，相反地，倒是用得上“熟悉”这个形容词来加以指称。这不仅因为他曾数度来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也不只是因为他担任着国内近年面世的一套大型理论译丛《知识分子图书馆》的顾问和编委之一，而主要是因为其理论本身的广泛影响。他提出的第三世界批评和第一世界文化对第三世界文化的影响，他的“政治无意识”理论，他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宏大构想，他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看法，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较为系统的论述，他在后现代主义批评中所占据的突出位置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对于他的理论功过，国内的学者已经做过程度不一的探讨，但是就笔者有限的视野来看，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我们对詹姆逊的研究远远不足以揭示其理论的全部景观，对詹姆逊的深入而综合的研究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詹姆逊研究在我国正走向深化和综合，具有不容否认的填补空白的意义。
作者对詹姆逊的理论发展进行了追踪式研究，在大量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清晰地揭示了詹姆逊理论发展的三个主要时期的理论面貌，对詹姆逊理论转向的内在逻辑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剖析。具体来说，该书从三个角度探讨了詹姆逊所首倡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三个重要方面，即第一部分，“总体性与总体化：哲学传统的继承与批判”；第二部分，“辩证美学：马克思主义与历史阐释学”；第三部分，“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政治学”。
上述三个方面的宏观把握又是通过认真细致的微观研究来实现的。在第一部分，作者首先追溯了詹姆逊批评理论的缘起，把萨特定位为他在文学批评和政治文化批评方面的角色模式，明确指出“萨特给予詹姆逊的启示远不止是风格上的，而贯穿詹姆逊文学和文化政治批评的始终”，进而断言“经典存在主义的核心主题在詹姆逊著述中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则是萨特的总体化理论为詹姆逊提供的总体问题框架”（页3）。在作者看来，詹姆逊“向‘萨特主义’的皈依无疑意味着向马克思主义的皈依，尤其是向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皈依”。（页6－7）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詹姆逊批评理论中的“总体性”、“物化”、“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主体性”等重要哲学范畴，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詹姆逊对黑格尔、卢卡契、阿多诺、阿尔都塞等人哲学思想的继承与批判。第二部分具体探讨了詹姆逊提出的辩证文学批评理论（或辩证美学）。从追溯“内在形式”这一概念的起源入手，详细展示了詹姆逊辩证文学批评理论（或辩证美学）的来源和问题框架，接下来探讨了詹姆逊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拉康关于主体和主体性的精神分析学的借鉴，从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等角度论析了詹姆逊辩证文学批评理论（或辩证美学）的形成和发展；进而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这两个重要范畴着手，阐述了詹姆逊是如何通过对作为象征性行为的文学／文化生产的探讨而确立了其政治无意识学说的。第三部分则着重探讨了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主要思想。书中不仅揭示了詹姆逊从文学批评向文化政治分析的转向，即从现代主义研究向后现代主义文化分析的转向，并且理直气壮地指出：“詹姆逊在80年代初的批评转向绝不是一次断裂，而是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从事文学、文化和政治批评理论和实践的继续”（页223）。从以上不难见出，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书中论点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使全书获得了严谨的逻辑结构，而且较为详备地揭示了詹姆逊首倡的、作为完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主要形貌。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一书的《序言》结尾部分，詹姆逊明确地主张：“在今天的世界上，应该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同思想反映其具体社会情况的原则完全一致，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满足了其自身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在詹姆逊看来，面对整个新的政治和经济“世界体系”的来临，“老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已经难善其用”。正是基于对六十年代中期欧美学生运动以来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氛围，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当代西方知识语境中面临重重挑战和信仰式微的现实命运的思考，詹姆逊提出了一种开放的、多元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话语，宣称“在我们的语境中，只有另一种更加积极的阐释才能推翻和实际驳倒已经存在的一种阐释”。这种“更加积极的阐释”就是詹姆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它坚称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把政治视角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在笔者看来，詹姆逊的所有理论努力，都可以从他情有独钟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来获得理解。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在这一点上，他不仅继承了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批判精神，而且表现出一种发展和综合的理论气度，在坚持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原则下，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或体系，都能批判地吸收它们的合理思想内核，将它们中的真理成分大胆拿来为我所用，同时又极力克服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不仅可以包含诸如精神分析、神话批评、文本批评、伦理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阐释模式或体系，而且认为通过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介入性对话，“这些阐释的局限性总是可以克服的，它们积极的发现总是能得到保存的”。
詹姆逊把当代欧美各种互相争雄的批评立场融入综合性辩证理论，即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中，从而试图为当代社会和文化提供理解和批判的致思路径的这种激进立场、主张未必人人赞同，其实际的效果也尚难全部论定，“但是他在70年代初当欧洲大陆正在经历一场无情地‘祛除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时，当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后现代主义等理论话语相继问世而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之势时，詹姆逊却能以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在欧美文坛出现和立足，这不能不说明在实行全球政治和文化霸权的一个国家里他作为文化理论家的特殊历史地位，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他能够站在当代理论主流的对立面而抒一家之言”。（页39－40）最后，我想对这篇短文的标题做一个简要的说明。所谓“走向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有三层意思，其一指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一书是对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首次较为完整深刻的探求，它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工作提供了独具特色的路标；其二指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为后现代，乃至全球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提供了令人瞩目的参照系，但是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其三指本文对前两层意义的挖掘都是一个粗浅的尝试，对它们的本真的不断趋近，还需要更多的慧眼。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将在动态的探求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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